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公认的经济学祖师，但他在治理学中的地位却十分微妙。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也十分出名，他的《道德情操论》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然而，很少有人注重到斯密对治理学的贡献。在治理学领域，人们总是把斯密看作经济学家，在推崇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又把他置于治理学之外。所谓地位微妙，是指治理学家都客客气气地尊奉斯密为大师先哲，但又不把他看作治理学的圈内人士。厄威克的名著《治理备要——七十位先驱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载》，收录了从工业革命到古典治理学时期的众多人物，应有尽有，连制造蒸汽机的小瓦特和博尔顿也有一席之地，唯独没有亚当·斯密。因而，如何熟悉斯密与治理学的关系，至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只有1500人左右的小镇柯卡尔迪(Kirkcaldy)。幼年的斯密聪明好学，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学习期间，闻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很大启发，斯密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一直念念不忘。1740年，斯密获得了奖学金，进入闻名学府牛津大学学习，1746年毕业后回到故乡柯卡尔迪。1748年，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几年后又开始讲授经济学的课程。1751年，斯密回到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期间，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使他跻身于英国一流学者之列。1764年，斯密受布克莱(Buccleuch)公爵之邀，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欧洲大陆旅行。旅行的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闻名大陆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对他影响很大。三年后，斯密回到伦敦，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斯密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开始潜心撰写经济学著作。1776年，这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完成。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在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中，斯密积劳成疾。自1784年开始，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但斯密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写作两部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著作。1787年，斯密应邀去伦敦为英国内阁成员讲授经济学，同年11月，又被推荐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这位终身未娶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
斯密一生追求完美，在临终前，他坚持将未完成的十几部手稿付之一炬，实现了他认真负责的一贯理念。当然，对后世的读者来说，这些手稿的焚毁则是一大损失。在他逝世后，后人根据他的学生所记笔记，1896年整理出版了《正义、警察、岁入和军备讲稿》，其他遗稿也陆续整理出版，包括1793年的《哲学问题论集》，1795年的《天文学史》等。
斯密一生最密切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休谟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两人大概于1751年前后结识，此后，两人除见面外，一直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担心自己的健康有可能看不到该书的出版，便指定休谟为自己的遗稿治理人。但结果却是休谟去世在先。而休谟的遗嘱中，恰恰指定斯密为遗稿治理人。
亚当·斯密的著作，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经济学界依然不断有“回到斯密”的呼声。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述中反复阐明斯密的贡献。森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英格兰银行决定，从2007年起，亚当·斯密的头像将出现在英国20镑面值的新版钞票上。
经济学界看重斯密无可厚非，问题是，斯密对治理学的贡献是什么?本文认为，正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为治理学的诞生铺垫出理论前提。《国富论》同治理学紧密相关的，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假如要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必要的假设。这种假设，在自然科学中称之为公理。当然，基本假设是非常少的。假设越少，在相关的理论体系中就越重要。其他定理和公式，都是以基本假设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社会科学中，这种得到学界公认的假设寥寥可数，经济人假设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基本假设被否定或被证伪，学科范式就会产生革命性变化。可以说，基本假设是学科的起始原点。对于治理学来说，经济人假设就具有这种学科原点式的地位。
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但学界公认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他。他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天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王亚南、郭大力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在斯密看来，生产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和恩惠，而是出于生产者“自利的打算”。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性，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己”。斯密在论述市场秩序形成的原理时，非凡强调追求私利的意义。这种自利动机和行为，被后人概括为“经济人”。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悖于常理，神经失常或某些疯狂行为，也可能合乎自利动机。经济学究竟不是精神病理学，所以，还必须同时假定“经济人”的自利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自利行为，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即比较利害得失的方式进行的。西尼尔(nassau wlliam senior)沿着斯密的思路，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并由此推论出边际效益递减学说。到了1836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给出了经济人假设的标准定义，即“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至此，经济人假设基本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