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定制金融人才
在国际金融人才开发中，陆红军院长提出我们可以借用“规模定制”的思路。其中，“定制”是指准确定位、包括定标准、定流程、定方法和定人选。
定标准，即确定不同“国家队”的人才标准。如商业银行家与投资银行家，前者需要审慎，后者需要创意，但共同需要基于数理基础的风险控制能力。
定流程，对于加入“国家队”的成员，必须设计严密而个性化的职业生涯流程，尤其要注重国际业务经验。
定方法，国际金融业历来遵循“只做不说”的潜规则，是培育金融“国家队”的难度所在，规模定制需要通过特别的金融职务分析，制定特别的培养方法。
定人选，即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合适的人才。尤其是选拔金融“国家队”，需要客观识别不同类型人才的不同潜能，以匹配不同胜任指标的金融职位。对那些从事兼并收购和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商品指数期货交易及衍生工具的核心专业人才，应当通过科学评价程序，鉴别其能力素质，以适应未来金融博弈的压力与挑战。
“规模定制”的好处在于，既可以满足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满足一定的个性需要，同时还能实现较低的成本。
从引进人才到人才“闯进”
陆红军院长指出，当前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智力引进和派出去学习的情形，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正以越来越大的魅力吸引着全球人才，他们以工作、旅游、投资或学习等方式“闯入”中国。据估计，每年来华的经济学家近千名，特许金融分析师近两千名，各国投资银行家数千名，商业银行、基金、保险、信托业的财富管理专家愈万名。尤其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大批欧美银行与基金的资深经理与高级人才改换门庭，求职中国。这是留用国际金融人才的最好时机，不能错过。同时，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既可能是竞争对手，也可能成为我们可留用的人才。
留用人才最大的好处是成本相对比较低，同时留用人才所需要花费的培训和学习时间也相对比较少。我们对国际金融人才的智力引进也需要从主动金融国家的战略角度来考虑，一方面不要错失已入境中国的各国高级金融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兼并与收购外资金融机构来实施整体留用、通过境外投资保留国际团队、通过海外上市广纳金融专才，而前者的数量已大大超越后者。
尊重金融人才国际市场价格
陆红军院长还提到：“国际金融人才在使用过程中因为要遵循国际惯例，他们的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可能会与原来的相关人员有较大的差异。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钱花得不值得，但相对于这些高级金融人才根据他们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和专业知识所可能挽回的损失来看，这一点成本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中国队个人所得税制已成为国际金融人才留用的障碍。从全球范围来看，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各国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低从5%起，超过10万元的部分将征收45%的个人所得税。新加坡属于个人所得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它实行13级超额累进税率，即以前一年的收入扣除适当项目后以累计式征税。新加坡的税制是按收入来源地征税的，目前的税率为20%~22%。同样的收入，在中国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更多。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较高，而大多数国际金融顶尖人才的个人收入都会超过最高起征点，这从长期来说非常不利于吸引高级金融人才。新加坡、伦敦和悉尼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税率比较低，为这些城市吸引和留住国际金融人才提供了“快车道”。中国要想与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展开竞争，就需要充分考虑高税制对中国集聚高端人才的负面影响。为吸引更多高端国际金融人才，有必要考虑适当的税制调整。
